《产业结构失衡融资瓶颈待解 天津会否沦为第二个东北？》全文共计： 7075 字，请耐心阅读！

虽然中国正在告别“唯GDP论”的时代，但是关于天津经济的若干问题仍然被市场所关注：“天津速度”的落寞，是深蹲与跌落，还是为了日后更好的起跳？天津的经济增长是否开始出现拐点？天津会否沦为第二个东北？未来破局突围的支点又在哪里？

天津，中国北方最早的机械加工厂、纺织厂、造船厂等均诞生于此，近年又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五大国家战略迭加的聚集地，但就是这座拥有600余年历史的近代著名的工商业城(600306,诊股)市和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此前一直惯于低调潜行，直到日前一组骤降的经济数据，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准一线”城市格局生变的预期，成为关注的焦点。

3.6%的同比增速，1.86万亿元的生产总值，这就是天津市2017年GDP的最新成绩单。横向对比来看，天津被重庆罕见超越，让出“准一线城市老大哥”的宝座，且被苏州等城市紧追；纵向来看，在2003到2012年的10年周期中，包括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2008年在内，天津经济基本都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因此这次增速大跌尤其惹眼。

虽然中国正在告别“唯GDP论”的时代，但是关于天津经济的若干问题仍然被市场所关注：“天津速度”的落寞，是深蹲与跌落，还是为了日后更好的起跳？天津的经济增长是否开始出现拐点？天津会否沦为第二个东北？未来破局突围的支点又在哪里？

天津之困一：产业结构失衡，深层次问题暴露

产业结构偏重偏旧、新动能增长点青黄不接、资源环境难以为继、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被视为困扰天津经济发展的四大瓶颈。随着天津GDP增速的骤降，这些原本相对深埋的问题瞬间暴露。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天津GDP增速的大幅下降，一方面有主动“挤水分”的原因；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来看，天津的重化工业占比很高，石油、炼化、钢铁等产业对GDP的影响很大，但在2017年，除了钢铁价格和景气度出现反弹之外，其他行业几乎都没有明显回升，因此经济数据遭遇滑铁卢。

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天津多年来主要由工业投资驱动经济发展，而工业产值中的绝大部分比重来自于石化产业。隆众资讯分析师刘培培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天津的城市地位和地理区位条件，非常适合布局大型石油化工产业。“河北黄骅港等码头原油卸载能力较小，包括河北、山西在内的周边地区，无论是原材料的进口，还是产品出口，都需要在天津进行中转。因此，石油化工成为天津经济是最有力的支撑之一。”

但不少重工业企业的发展环境在2017年前后开始面临重要变化。以《天津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实施方案》为代表的文件相继出台，要求逐步关停分散在各区的小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

这直接导致整个产业链条的激荡。以天津港(600717,诊股)为例，受2017年安全生产、环境整治、汽运煤停运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公司大宗散货吞吐量下滑，规模化竞争优势减弱。特别是为落实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要求，公司将汽车集疏运煤炭方式调整为火车运输，打破了天津港传统运输方式，给公司散杂货运营造成一定影响。

与此过程几乎同步，工业的“负拉动效应”显现。根据公开统计数据，2017年前11月，汽车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均呈负增长。

除了“负拉动效应”之外，传统重资产行业比重过大，还挤占了天津整个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与杭州等城市早早开展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腾笼换鸟”不同，天津对于传统产业具有很高的依赖性。“从近年来经济增速较高的地区的整体特征来看，大多以发展新经济为引擎，而天津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显然没有走在全国前列。”易鹏指出。

金长川资本董事长刘平安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津经过多年经由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对原有的产业结构形成依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没有提前部署，导致产业结构固化而非优化，最终尾大难掉。”

与重化工业相比，天津的服务业比重较小，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难言到位。“在整个国家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天津的服务业比例一直不高，其中也有自己的无奈。”易鹏分析指出，天津的服务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与毗邻北京的“灯下黑效应”有关。“由于北京具有政策、资源、人才等诸多优势，天津要想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缺乏长板因素。”

同时，民营经济比重低也是天津经济发展的特点。根据Wind统计数据，目前天津板块的50家A股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以个人为代表的民营资本的公司家属仅为19家，占比不足4成。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也坦陈，天津市民营经济规模偏小、活力不足，影响了全市经济结构优化、体制机制改革、社会财富增加和群众收入提高。

“从全国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除了北京作为总部中心之外，只要是国企占比过高的城市，都存在经济发展滞缓的趋势。”易鹏对记者分析表示，中国秦岭以北的城市大都发展相对滞后，城市治理水平也相对不足，与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和民营企业缺乏活力有关，背后则反映出南方精细文化与北方粗犷文化的不同。

天津之困二：深陷融资瓶颈 中小企业培育发展不足

天津整体经济的增长乏力，产业结构存在的调整难题，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在资本市场中同样可以找到折射。一方面，天津企业通过IPO和定增实现融资的规模相对而言明显偏低；另一方面，新三板挂牌公司家数与直辖市的城市地位并不匹配，天津企业作为后备力量对接资本市场的劲头明显不足。

Wind统计数据显示，从2017年1月底到2018年的1月底一年时间周期内，天津上市公司的融资规模总额仅为153亿元，在全国各省和直辖市的排名中位于20位，不仅落后于浙江、江苏、四川等新兴省份，而且也不敌新疆、甘肃、云南、内蒙古等西部地区。

在这仅仅153亿元的融资总额中，超过127亿元为已经上市企业的增发融资，企业首发融资总额仅为23.12亿元。实际上，在这一年周期内，天津仅有绿茵生态(002887,诊股)、恒银金融(603106,诊股)和新经典(603096,诊股)登陆A股，IPO融资规模均在7-8亿元之间。

而2016年的排名相对更差。这一年内，资本市场震荡，天津上市公司的全年融资总额仅为76亿元，首发公司也同样只有3家。

除了新增血液贫瘠之外，部分津籍公司还在暂停上市甚至退市的边缘徘徊。继国恒铁路退市之后，目前天津板块公司股票中，*ST普林(002134,诊股)、*ST松江(600225,诊股)都已经被交易所特别处理，包括一汽夏利(000927,诊股)、天津磁卡(600800,诊股)、津滨发展(000897,诊股)、海泰发展(600082,诊股)在内的多家公司也陷入盈利持续疲弱甚至亏损的窘境。

刘平安告诉记者，“地方企业的融资规模与当地经济发展是存在一定逻辑关系的：融资规模小，通常表明企业‘暂不差钱’；企业不缺钱的背后，往往折射出没地方花钱；这背后反映出的又是暂时找不到新的发展机会。在此链条下，地方企业融资规模的差异，实际上可以折射出实体经济的景气度。”

融资规模之外，创新能力不足是业内对天津企业的一种直观感受。根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依照2016年年报计算，天津地区全部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的中位数仅为4.2%，其中中远海控(601919,诊股)、中储股份(600787,诊股)、创业环保(600874,诊股)、桂发祥(002820,诊股)和一汽夏利等公司的这一比例均低于1%。整体4.2%的中位数相较于成都、北京和深圳都存在一定差距。

而作为代表地区企业发展活力的新三板市场，同样呈现出这种“低景气”特征。数据显示，在目前超过1.1万家的新三板公司中，天津的挂牌公司家数只有202家，市值超过20亿元的挂牌公司只有3家。就挂牌公司家数而言，尚不及成都和杭州等这些“新一线”的兄弟城市。

从新区角度考量，天津滨海新区与成都高新区、武汉东湖高新(600133,诊股)区相比，在新三板企业挂牌数量方面，也存在着差距。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后两者的新三板企业挂牌家数均超过100家，而天津滨海新区只有90余家企业挂牌。

“继劳动、资本因素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依靠技术创新的新阶段，这需要一个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就目前的体系生态而言，商业银行支持重资产企业，A股市场支持规模较性的大企业，所以以PE、VC为主导的PRE-IPO市场和新三板市场就显得非常重要。” 刘平安分析说，“能够挂牌新三板，成为公众公司，通常都处在新兴产业，且在公司治理、商业模式等方面相对比较成熟的中小型创新型企业；而新三板挂牌数量的落后，往往从侧面印证在中小企业培育和发展上的不足。”

天津之惑：会否成为第二个东北？

吉林长春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最早落户地，辽宁沈阳也曾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但在经济周期的转换轮回间，这些中国工业的领跑者，先后遭遇了被边缘化的命运。面对经济发展、动能转换、产业转型和企业投融资面临的诸多问题，市场猜测声再起：天津倘若出现工厂关停、失业人口溢出，同时其他产业又没有及时补位，那么同样有可能造成人口外流，从而形成类似东北化的不利局面。

同时，天津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重要变化。如果说此前更多的是多年来来自北京的“虹吸效应”的话，天津未来还将增加雄安新区这一“实力派”的竞争对手。有多位产业界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证实，随着雄安新区建设的推进，已经有部分企业把原本计划在天津投资停摆甚至易辙。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认为，雄安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分工并不同。“雄安新区”侧重于首都副中心，缓解北京负担；天津滨海新区则侧重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建设高标准的产业新城，承接首都各种高端产业转移与运营。作为京津冀战略的“双轮”，二者共同承担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和北京一起，通力承担协同发展的定位。

在易鹏看来，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的推进，对天津的资源配给会带来一定冲击，但短期利空，长期利好。“雄安新区的远期规划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对人口规模、产业、服务业的容纳能力极强，必然会成为承接北京产业和服务业转移的优选；但另一方面，雄安新区形成活力经济之后，天津作为出海口的资源优势又多了腹地。通过上海等城市的经验来看，倘若天津把握好相关机遇，对天津经济发展带来长远的积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布局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叶振宇认为，雄安新区对天津发展带来更多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他对证券时报记者分析说，“天津具有北方航运中心的地位，可以为雄安新区未来的开放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京、津、雄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区，它们之间的协同联动效应将显现出来，会产生1+1+1 ；3的效果。而且雄安新区开发建设刚起步，短期内难以对天津发展产生实质性的挑战。”

但无论如何，以滨海新区为领头的天津，不得不面对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两个新区之间如何在协同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发挥各自作用，成为两个近邻共同思考和面对的新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虹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受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京津冀三地间在行政体制、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博弈，在客观上影响了区域融合和协同发展。整体来看，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首都，集科技、人才、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于一身，但是大城市病和雾霾等环境问题却迫在眉睫；天津的优势是国际港口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基地，但对外窗口优势却并不明显；河北更多的是人口和土地优势，但人均GDP不及京津两地的三分之一。因此，三地都将面临如何解决从竞争转向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问题。

不过，对于“天津会否成为第二个东北”的问题，业内普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叶振宇明确表示，“天津跟东北情况差异较大，尽管短期经济增速下滑，但不会成为‘第二个东北’。”易鹏分析指出，“天津经济发展的新旧动力转换比东北要好很多。滨海新区底子不错，加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机遇，经过短期阵痛之后，天津重新出发的可能性最大。”刘平安则认为，“天津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然明显，目前来看，天津最核心最主要的，还是更换思路的问题，以及执行力和落地问题。”

天津之变：橄榄枝伸向民营，多维谋备突围

对于重庆GDP规模超越天津，天津让出经济规模第五的宝座，中国准一线城市的格局正在面临重构。但在易鹏看来，这个观点有些武断。

“在中国目前的城市格局中，除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之外，虽然天津2017年的GDP增速遭遇下滑，产业转型也遭遇成长的烦恼，但暂时不会影响“准一线”城市的竞争格局。”易鹏指出，“中国可能成为准一线城市的地方，主要包括天津、成都、重庆、武汉、南京、杭州等城市，其他城市尚难以入围。天津GDP即使遭遇下降，总体经济体量仍然在全国居于领先；此外，不能只看一年的经济数据，更要看天津在2018年是否能够恢复增长，将经济增速恢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

易鹏承认，3.6%的GDP增速，对于天津来说，确实面临着拐点；但他同时强调，所谓的“拐点”，对于天津的意义，其实是指此前的高速增长已经不再现实，而并非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下行趋势。“天津经济未来数年内出现节节败退的可能性并不大，原因在于天津拥有很好的区位优势，不仅是北方的经济中心，而且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窗口。就临海区位优势来看，在北方所有城市中，只有青岛能够匹敌天津，但是青岛的行政级别不如天津，而且滨海新区不仅是天津的出海港，而且是整个京津冀的出海港，所以对天津发展依然看好。”

在重重压力之下，天津各主体也正式进入多维发力阶段，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已经开始悄然提速。以天津武清区为例，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相关部署全部指向解决目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瓶颈和问题。

而从产业结构来看，虽然GDP整体增速并不亮眼，但基于2017年数据分析，天津第一产业增加值218亿元，增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7590亿元，增长1%；第三产业增加值10786亿元，增长6.0%。这说明天津经济也逐渐在向服务业转型，未来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有望继续逐渐拉大。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天津也越来越明显地向民营伸出橄榄枝。据悉，政府部门在2017年专门召开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会议，推动天津民营经济“万木丛生、茁壮成长”。根据天津市中小企业局的表态，力争到2018年底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比重突破半壁江山。

在“脑门”问题出现转向之下，民营资本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以工业领域为例，比亚迪(002594,诊股)日前通过对“僵尸企业”天津客车装配厂的重组，目前已经实现了超过9亿元的年产值；而在轻资产领域，京东也于今年1月与泰达携手，打造全球首个以智慧物流驱动的智慧科技城市样板，并设立初期规模达百亿元的产业基金。

“通常而言，国有企业的本质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易鹏指出，对于天津来说，重视营商环境、重视民营企业家的价值，尊重人才、尊重市场，敬畏市场，不谋求整齐划一，政府少管、少说，市场多管、多做，这样才能不断释放区域经济的活力和动力。“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的时间窗口，通过与深圳、杭州等兄弟城市之间发展得失的对比，将是决定未来能否恢复增长的关键。”

在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看来，对于天津乃至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而言，主要涉及五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土地和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这三大生产要素，以及科技创新和制度供给。“在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过程中，前面三项比较容易被人们清晰感受到它们的贡献和支撑力，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种情况会发生明显改变。面对上述三项要素的滑坡，要更多地打后面两大要素的主意，即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必须要强调的制度。”

依据此逻辑，刘平安认为，提高创新能力，乃是天津未来再出发的关键所在。“培育新动能，从主要依赖投资和重化工业发展的制造城市，转型升级为依靠知识和技术驱动的创新型城市，是天津在未来几年实现爬坡过坎、实现深蹲后再起跳的关键。”

“对于天津未来经济的发展而言，继续加大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市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乃是天津经济发展换挡、进而实现新生的关键所在。” 叶振宇对记者分析说。